从种族歧视和种族仇恨被奉为其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，到发动一场残酷的毁灭性征服战争，第三帝国在现代世界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，这是其他政权未曾做到的——或许我们该为此感到庆幸。
从种族歧视和种族仇恨被奉为其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，到发动一场残酷的毁灭性征服战争，第三帝国在现代世界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，这是其他政权未曾做到的——或许我们该为此感到庆幸。
德国取得了令人赞叹的工业实力，但这一成就是以牺牲更广的德育和文化教育、过分注重狭隘的技术教育为代价的。
独裁领袖的神话并不是德意志性格中某个古老的、根深蒂固的方面的表达，而是一种近代产物。
法律的作用是维护现有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，而不是在对立的政治派别之间担当中立的裁判者。
民族感情不应该堕落到一个民族凌驾于另一个民族之上。
战争是一种“生物必然性”：“如果没有战争，劣等或腐朽的种族就会轻易扼杀新兴的健康因素的成长，随之而来的将是普遍的衰落。”
战败是引发革命的最快捷方式。
鲁登道夫以及帝国的领导层在断定战败已无可挽回之后，转而主张对德意志帝国的政体进行民主化改革，希望协约国有可能因此而议定出合理的，甚至有利于德国的停战条款。政治民主化还有一个副产品，它绝非偶然所得，而是出自鲁登道夫的盘算：如果停战条款不被德国民众接受，那么媾和不利的责任自然会落到德国的民主派政客身上，而与德皇或者军队领导层无关。
一切宣传都必须通俗易懂，其知识水平必须要适应宣传对象中知识最有限的人。因此，想要发动的群众越广大，宣传中纯知识的水平就必须越低……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力非常有限，他们知识不多，但忘性极大。
希特勒的信念清晰地展现在《我的奋斗》中，愿意了解的人自然是有目共睹。每个读过此书、熟悉该文本的人都不会以为，希特勒的全部愿望就是修订《凡尔赛和约》、恢复1914年的德国疆界，或者让占中欧人口少数的德语族群实现民族自决；也没有人会怀疑其反犹主义具有粗俗、狂热，甚至杀气腾腾的特质。
表达崇拜的一个重要的、具有象征意义的方式，是使用“德国式问候”：“希特勒万岁！”说的时候伸出右臂，无论希特勒是否在场。它在1926年的运动中成为强制性礼仪，并且逐渐被用作通信时的结束语。这些习惯既强化了纳粹运动对希特勒的绝对服从，也得到了此时围绕在他身边的第二层级纳粹头目的热情传播。
越是年轻的纳粹，就越不看重思想体系，他们更重视的是诸如对德意志文化和希特勒的领袖作用的强调。相比之下，反犹思想最强烈的是上一代纳粹党徒，这表明活跃于战前的反犹团体以及民族主义的家庭环境，对于许多人的成长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依靠袍泽之谊浴血奋战，这种精神穿越战争祭坛的硝烟，正在走进已然觉醒的德国民众的心里。
青年希姆莱的日记和读书笔记显示，他坚信1914年的神话：战争是人类成就的顶峰，斗争是人类历史和人类生存的动力。
从一开始，党卫队就被构想为一支精锐队伍，有别于褐衫军这种包罗了三教九流的群众性准军事组织。
德国政府发现，很难靠发行债券筹到资金，因为投资者深知通胀对战争期间发行的债券产生过什么影响。国际市场几乎无人相信德国政府有能力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。
一个主要由失业者组成的政党不可避免地缺乏资源，党员的贫困和易变也会削弱德共的实力。
1930年，沉重地笼罩在中产阶级正直之士心头的忧虑，是公共秩序的混乱，纳粹党承诺要通过建立一个强硬的集权国家来结束这种混乱，但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公共秩序的混乱很大程度上正是纳粹党造成的。
1932年，在组织上和资金上都比1930年更有实力的纳粹党采取了美国式的总统竞选策略，着重宣扬希特勒是德国全体人民的代表。纳粹党没有将精力过多地集中在赢得工人阶级选票上——1930年的选战基本就败在此处，而是侧重于争取中产阶级的选票，这部分选票原先流向了从大政党中分裂出来的小政党，以及信奉新教的自由派和保守派政党。
希特勒拒绝进入由其他政党领导的联合政府，他确实有资格那样做，因为他的党此时掌握着有史以来德国国会中一党所占的最多席位。因此，选举刚结束，希特勒就坚持只能以总理身份进入政府。唯有坐上这个位置，他才可以在追随者中间保持其领袖魅力的神秘感。与内阁中的从属职位不同，总理职位还能给予希特勒有利的机会，利用归他调遣的全部官方力量，把国家的政体由内阁制转变为独裁制。
1914年精神预示着战争：全民动员是发动武装冲突的基础，压制国内异见是发动国际侵略的准备。而这正是纳粹党此时的目标，戈林的声明已经做了暗示。从1月30日开始，德国社会将以最快的速度被置于永久备战状态。
“我们愿意为旗帜捐躯。”举着火炬的人们唱道……对他们来说，旗帜生死攸关，我情不自禁地强烈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……我想逃离自己那幼稚、狭小的人生，我想归属某个伟大的、重要的事业。